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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州蓝皮书：广州城乡融合发展报告（2021）》中《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考与建议》一文阐述了大湾区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，具体表现在：

一、政府主导的城乡二元发展阶段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城乡关系逐步向工农并举、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转变。随后，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发展国民经济，先工后农、先城后乡、以农助工、以乡助城的布局逐渐形成。计划经济体制下，粮食供需关系矛盾凸显，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制度。工农产品互换困难，以“剪刀差”的形式为城市发展积累资源。户籍分割制度阻碍城乡生产要素流通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。1978年，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达6.08倍（刘俊杰，2020）。从农业经济发展看，1949-1978年，中山市农业人口从47.74万人增加至82.39万人，增长率为72.58%，而农业总产值仅增加9.8倍。与1949年相比，1978年广州市工业总产值增加25.41倍，而农业总产值仅增加6.8倍。从城乡土地配置看，与1949年相比，1978年东莞市耕地面积减少15.33%，粮食占地比由90.13%减少至73.90%。从居民生活水平看，1956年广州市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为255元，农村居民仅为142.78元，恩格尔系数为74.09%。197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为439.80元，农村居民仅为221.66元，恩格尔系数为67.13%。工业通过掠夺农业资源不断发展，城乡差距逐渐拉大。

二、市场推动的城乡二元发展阶段

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保护农民物质利益，尊重农民民主权利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过渡，农村要素资源加速流向城市。废除人民公社制度，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工农产品实现平等交换，城乡资源配置逐步优化，要素流动约束得以缓解，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动力。从农村经济发展看，1978~1998年，广州市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总数从20万人增至110万人，占当年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7.37%上升至24.74%。东莞市城镇集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93万增至72893万，农村集体投资额由297万增至243263万。1973~2000年，香港为新市镇建设投入500多亿港元，并且陆续开展“乡郊策略”“乡郊小工程计划”项目（吴振兴，2001）。从城乡土地配置看，1999年中山、佛山、东莞市耕地面积占市域面积比例较大，依次为22.45%、22.39%、17.95%，而惠州、肇庆、深圳市仅为11.80%、9.26%、2.06%。从居民生活水平看，1978年东莞市城镇居民储蓄余额为1857万，农村居民为3552万；1999年城镇居民储蓄余额为4305206万，农村居民为1858224万。1978-1999年东莞市城镇居民储蓄比例由34.33%增至69.85%。我国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初步形成，城乡关系不断调整。

三、协调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

党的十六大提出，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。城乡统筹发展制度框架确立，城乡互补特征明显。资源要素受市场机制调节双向流动，产业链条向农村延伸，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经营模式初露端倪。同时，“城中村”现象逐渐显现。党的十九大提出，要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。至此，城乡发展政策发生根本性调整。从农业经济发展看，与2002年相比，2019年东莞市农业总产值减少18.06%，珠海、肇庆、江门市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297.08%、230.19%、231.21%。从城乡土地配置看，与1999年相比，2019年各市耕地面积占市域面积比呈下降趋势，佛山、广州、珠海市依次减少约12.93%、4.31%、4.03%。从居民生活水平看，与2002年相比，2019年广州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.99增加至2.25，增长率为13.07%。佛山、惠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。其中，惠州、中山、佛山市可支配收入比减少率分别为31.83%、28.61%、18.83%。2019年香港本地居民总收入达到30163亿港元，较上年上升1.6%。与2002年相比，2019年澳门人均本地居民总收入为614950澳门元，增加10.66倍。我国工业与农业、城市与乡村处于同等地位，强化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，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。

来源|《广州蓝皮书：广州城乡融合发展报告（2021）》p165~166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1年7月，作者：卢灵、万俊毅